刚读完色诺芬《会饮》，这部记录苏格拉底某一夜晚谈话录的著作。它与柏拉图的同题著作一度都被认为是对苏格拉底形象的真实再现。很多研究者都将他们本人视为历史学家，

 但是，19世纪的研究者逐渐发现，他们的记述依据的并非历史材料。20世纪，葛恭研究认为，色诺芬的文字与苏格拉底文学一样，都是诗性作品，不能以史料价值来衡量。即便以一个夜晚的时间标准来看，色诺芬的《会饮》是很难容纳这么多内容的，而且，当时缺乏精确的录音工具，他也难以将那么多人的语言客观真实记录下来。

 不过，即使《会饮》对苏格拉底的描绘纯属虚构，但并不有损它作为经典的价值。事实上，西方这种历史人物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很大程度是作为艺术创作类型而存在的。

 而活在历史教材中的他们，则浑身洋溢着光辉、难以让普罗大众接近。色诺芬则获得了巨大成功。他的“苏格拉底”要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要更亲和，后者属于十足的哲学家。而在色诺芬那里，苏格拉底成了一个“市井中的好人”（刘小枫语）。

 历史确实也可以称为一门艺术。

 在反映社会整体思潮或历史人物著作中，应容忍下更多艺术元素的存在，尤其是情感的存在——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而是对历史事件与人物投下的人文关怀。唯有如此，历史才会真正充满血肉，闪烁人性光辉。同时，也给予后人一种更真实、更丰富、更广阔的理解空间。

事实上，绝大多数历史书，尤其是学院派教科书，所能再现的只是历史框架与脉络。

罗素认为，应该强化历史中的偶然事件与个体的叙述，赋予它们在历史中更大的价值。如果历史为了美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任何其他集体而忽略个人价值，那这种历史就比较危险。

他强调了历史学中情感与思维的价值，“历史为人们所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是培养一定程度上能够冷静沉着的头脑，以及对于同时代发生的各种事情和它们所涉及的过去与未来产生某种思维和感情，这不仅是为了历史学家，而且是为了所有那些受到教育并使他们的观点变得宽容博大的人。”

靠历史事件发生的精确时间与严格的因果关系，靠历史人物在时间框架内准确的行动与真实的语言，也能培养冷静与沉着，思维与感情，但是，这种与想象绝缘的历史带来的代价是，很多人需要忍受过于刻板的叙述，真实变得远不够真实。

锡得尼其实已有精到的评论，在谈到历史上的史书大家时，他说：

“色诺芬卓越地虚构了另一个这种计谋，它是由阿白拉达塔斯为居鲁士做的。我很愿意知道，如果你有机会用这样的正当的欺蒙来为你的君主服务，你为什么不同样地向色诺芬的虚构学习，而偏要向别人的真实学习呢？事实上，向色诺芬学习还要好些，因为这样保住鼻子。”

                              ——摘自《色诺芬注疏集》（刘小枫、甘阳编，华夏出版社）

周作人在《缘日》中也很有心得：

    “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文化大略，结局是徒劳而无功，后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无及，如要卷土重来，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古今文学美术之菁华，总是一时少数的表现，持与现实对照，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或者反有抵牾亦未可知。”

他一方面强调要着眼于情感生活（此处生活指实际经历），另一方面又排斥只从文学美术一径了解。前句自然与罗素基本一致，而后句事实上也并非排斥艺术，因为，此处他的本意是想了解他国的民俗。

不过，对于那些以求得事件的时空属性为目标的人来说，色诺芬的虚构用处不大，它的美感倒反而让他们饶圈子。

我想，“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也说出了历史学中渗透的艺术因素。所有的解释都不可能是一种精确的数学原理，历史事件因果关系，人物的命运曲折过程中，都有着足以引发另类想象的可能。在对逝去的历史文本的解读中，表现的力量甚至要胜过再现的力量。

所以我忽然能理解柏杨为何对他的《中国人史纲》颇为自得了。他认为自己把握住了中国人性的发展史。他在叙述过程中确实融进了个性的判断与想象，很多事件是一种体验式的夹叙夹议。

我也能理解易中天等人的娱乐化历史著作的流行。因为，他们让原本枯燥、几乎已成冷门学问的历史学重新走向了普罗大众，嫁接了纯粹的逻辑与情感的体验，让历史学活在大众的思考里。

我更能理解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这部以英国文坛祭酒为著作，一直备受真实性考验。而且，人们怀疑一个人的一生是否能够奠定另一个人的一生，包斯威尔只不过借势成名而已。但是，就从他所记录的故事来说，约翰逊的基本经历已经得到验证，至于其中包斯威尔本人与他更私人的经历，那想象、虚构的成分事实上不可或缺，否则人们还不如去看约翰逊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