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绝高之士，青名反不及智慧不逮、但人格至上的人。大概世人面对身外事，总喜看矛盾与分裂，那些抗争者在人格史上就容易烙下更深的印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句习见格言语出《楚辞》“渔父”，说的是渔父讽喻屈子的典故，后者在他眼里，实在不够世故。按他的指引，屈原应该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而不应“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但是屈原矢志不移，宁赴湘流葬身鱼腹，而不愿世俗尘埃蒙蔽皓白。

        解经者将渔父的话释为小人与群氓意识的流露，自然不差，事实上，社会中多的是拥有智慧的、沉默的大多数。就处世智慧而言，“渔父”就象电影《无极》里的满神，充当着破题角色。“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种若即若离、游身世俗社会的行为完全是一种老子式的大智慧。

        但这种大智慧，对小人与群氓而言，是一种无意识行动，因从者居多，反成社会常态。如此以来，智慧反成了廉价角色。在许多作品中，大智慧者往往被安排成“满神”之类的插科打诨角色，人们对它习以为常，见怪不怪，面对这种角色，有时甚至会发出会意的嘲笑，因为，此等智慧，人尽了然于胸。而屈原则不同，它的人格与这种社会常态之间有一种深深的隔离感，反令他的形象在民众中得以永久沉淀。

        就“渔父”来说，沧浪之水清或浊，都不会激发他的个人人格与外界之间的冲突，但他的和谐模式却侧重自然，以自然讽喻社会，并借机讽喻屈原的投身社会，其实成了是两种不同生存模式之间的矛盾。屈原是宁肯死在社会气息中的，而渔父则习惯“与波上下”，他“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不复与言，方向是自然。

        当然，以屈原之渊博，不会无法理解渔父语之所隐，而最终投身汨罗，实在基于一种人格追求。这种追求中的一场思想战争，我理解为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底层冲突。在一个世俗社会中，这种冲突无可回避。

       理想中，这一冲突应该在社会层面会达到平衡，从而能够促成大批理想、完美的人格，但是，事实相反，入世与出世绝对平衡的社会绝不可能诞生。否则，人的智慧就会抹平，人格也不会有高下，社会会变成一个完全咬合的齿轮，机械而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