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训诂学成就简论

我因苍老而温柔 — Sat, 20 Jan 2007 14:14:00 GMT

曾经花两年半时间读刘师培的书，那套石印本《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少数经学、政论、日记没有翻完，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动力再去弄它，而空有怀念。

刘师培（1883-1919），字申叔，号左庵，清末民初人。世居江苏仪征，恪守乾嘉汉学传统，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著称于世。然其于语言学、文学、历史等亦深有造诣，学问与章太炎齐名，时人并称“二叔”（刘申叔、章枚叔）。然而刘氏政治思想多有反叛，人们习惯因人废文，除经学外，关于其学语言学研究、尤其训诂学成就的探讨，并不为多。

本文基于《刘申叔先生遗书》有关训诂学方面的文字研读，试图对其成就作一简要论述。

一关于训诂学发生的原因、性质及源流的考察

刘氏治训诂之学，虽然不曾对中国训诂史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十分重视。我们通过一些零碎篇什及散乱在经学著作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1、训诂学的发生的原因

关于训诂发生的原因，前人论述颇多，但是多着眼于时空因素导致的语言隔阂。如：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序》

夫乾坤毁而不易者，道；时地易而转移者，声也。故生齐则齐言矣，生楚则楚言矣。

（明）陈第《读诗拙言》

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

（清）戴震《尔雅文字音序》

刘师培则认为训诂发生的原因除了时空差异这一原因外，还应该与文字发展的滞后性及人为因素有关：

　且语言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必以通俗之文解之，综上言之，训诂之学以兴，故训诂之学与翻译之学同，所谓以此字释彼字耳……要而论之，训诂以兴，皆由不能同文之故。古之文不与今同，诸侯各国不王郡同，然后训诂以兴。

　　　　　　　　　　　　　　　《周代训诂学释例》

2、关于训诂学的性质，曾有多种说法。如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自序》一书声称“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齐佩熔《训诂学概论》一书说：“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的学问。……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之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刘氏则认为，训诂学等于“翻译之学”。其实这一观点源自陈澧，其《东塾读书记》一文中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之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不过，陈澧此处只是将训诂与翻译相比附，而刘师培则进一步认为“训诂之学”即“翻译之学”。现在人们一般所说的翻译多与空间因素造成的语言隔阂有关，但也包括古典文献的译注工作，因此，刘氏所言的确具有一定道理。只是将“训诂之学”定义为“以此字释彼字”却有待商榷。此后，在刘氏论述基础上，黄侃先生提出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学问。

3、训诂学源流的考察——汉宋学术异同论

有关汉学与宋学的异同的论述，自乾嘉以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崇汉抑宋，二是崇宋抑汉，三是折中己意调和两派。

刘师培总的倾向是第三种意见，但就训诂学一端言之，其《汉宋小学异同论》又认为：

周代以降，汉宋诸儒解文字者各不同。汉儒重口授，故重耳学；宋儒重心得，故重眼学。汉儒知字义寄于字音，故说字以声为本，宋儒不明古韵（惟吴才老略知古韵），昧于义起于声之例，故说字以义为本而略于字音。由今观之，则声音训诂之学固汉儒是而宋儒非也。

结合史料来看，汉初去古未远，语言的变异尚不显著；又兼汉承秦火，许多古典文献湮灭不彰。因此汉儒解经多以口授方式，所以刘氏说“汉儒重口授”。而宋代理学盛行，学者有疑古蔑经之风，多以己意发挥经义。他们认为汉儒过于注重名物考证实际上是“玩物丧志”，故宋儒多好务高远精微之论，而少扎实深厚之功。因此刘氏说“宋儒重心得，故重眼学”。

但是刘氏对汉宋两代训诂学的比较并未停留在“耳学”与“眼学”的层次，而是从此出发探究了汉宋两代训诂学的本质差异。

“重口授，故重耳学”，表明了汉时言文基本一致，所以孔安国能读壁中书。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音义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朴素但也是科学的。正如刘氏所指出的，汉儒的训诂实践表明了这一点，“《尔雅》一书，凡同义之字声必相符……《小尔雅》多以同音之字互训，以证古人义起于音。而许君作《说文》所列只不过是字典，亦以形声之字为较多，而假借一门，咸以音同相假用，即转注一门亦大抵义由声起。……《说文》一书虽以字形为主，然说字实以字音为纲矣。即刘熙《释名》区释物类，以声解字，虽间涉穿凿，然字义起于字音则固不易之定例也。扬雄《方言》详举各地称谓事物之不同，亦多声近之字”^③。

汉语发展到宋代，言文差异已经极为明显。而宋儒中除了吴棫等“略知古音”之外，多数学者对古音并不明晓。于是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儒解经多“竞心得”，“重眼学”。刘氏《汉宋小学异同论》指出：

徐铉校定《说文》，昧于形声相从之例，且执今音绳古音，于古音之异于今音者，则易谐声为会意。自是以降，吴淑治《说文》学，取书中有字义者千余条，撰《说文互义》，舍声说义自此始矣。及荆公作《字说》，偏主会意一门，于谐声之字亦归于会意之中，牵合附会，间以俗说相杂糅。而罗愿作《尔雅翼》、陆畋作《埤雅》，咸奉《字说》为圭臬，而汉儒以声解字之例遂无复知诸矣。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刘氏认为“由今观之，则声音训诂之学固汉儒是而宋儒非也”。

但是以上只是就“声音训诂之学”而言，刘氏并未以此盲目推崇汉代训诂学，亦未完全否定宋代训诂学成就。

汉儒“重口授”、“重耳学”，从一个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多恪守师法或家法，“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而宋儒“竞心得”、“重眼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宋儒多有思想，穿凿之失，武断之弊，虽数见不鲜，然心得之说亦属甚多”。事实上，宋代训诂学许多也延续了汉代训诂学的传统。如宋人毛晃《禹贡指南》、王应麟《三家诗》、李如龙《仪礼》、《释宫》等著作，均有存古之功，应该是近代考证的先声。因此，刘氏的评论极为合理、中肯。

4、训诂学体式与术语的辨析

训诂体式的完备与训诂术语内涵的确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训诂学成熟的标志。而对于训诂学体式、术语的辨析则有助于了解一个时期的训诂学面貌。刘氏对于古代训诂学的体式和术语有着十分详尽的考释和思辨。对于训诂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国学发微》中，刘氏总结并辨析了了两汉时期的故、章句、传、说、微、通、条例等体式：

要而论之，故、传二体乃疏通经文之字句者也，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节者也（见赵氏《孟子章句》于每章之后必条举其大义，此其证也。又如夏侯治《尚书》既有章句二十九卷，复有解故二十九篇，亦章句与解诂不同之证也）。说、微、通三体（条例亦然），乃诠明全经之大义也。近世以来，陈氏《毛诗疏》、孙氏《尚书疏》沿古代故、传之体，王氏《尚书后案》沿古代章句之体，魏氏《诗古微》、《书古微》沿古代说、通、微三体。此两汉经师说经之大凡而后儒所取法者也。

对于 “读如、读若、读为、读曰”这几个训诂术语的理解，历来说法不一。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言读为者，皆易其音字也。注经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唐人作正义已不能不能知，‘为’与‘若’两注中时有讹乱。”钱大昕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其《古同音假借说》认为：“汉人言读若者，借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意，并可通其字。” 在解释这几个术语时，刘师培采纳了段氏的说法：

读如、读若主于音，比方之词也。读为、读曰主于更字说义，变化之词也。故前者只拟其音，后者必易以近字。此汉儒音读之例也。

《汉儒音读释例》

同时，刘氏又指出，周代有“读若之字与本字音、形、义俱异者”，而“本字于读若之字，不惟取音，并从其义。即以读所之改本字也，与读为、读曰义同。例如‘儒行竞信其志’，郑云：‘读如屈伸之伸。’此改信为伸也。‘聘义孚尹旁达’，郑云：‘读如竹箭之筠。”此改尹为筠也”。同样，周代典籍中“读为、读曰”亦有与“读若”例同者，“有读为之字与本字音义形俱不异者，如《周礼》‘椹’，贾、郑注：‘读椹为齐人言铁椹之椹。’；有读为之字与本字义异而音形不异者，如《周礼》‘布’，郑云：‘布，读为宣布之布。’此‘布’字与布匹之布同音不与同义。有读为之字与本字音义俱异而形不异者，如《周礼》“旅宾”，郑云：‘旅读为旅于泰山之旅。’此‘旅’字不与师旅之旅同义，并不同音。”

由此可见，以上段、钱两人解释不免以偏概全，刘氏的论述则建立在细致归纳周秦、两汉时期“读若、读如、读为、读曰”具体用例基础上，论述较为合理。

以上刘氏对训诂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发生原因、源流及训诂学体式、术语等几个重要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少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刘氏对中国训诂学史的重大贡献。

二 “音近义通”说论证与推阐

“音近义通”说是中国训诂学上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前人于此论述颇多，如：

　　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

　　　　　　　　　　　　　　　　　　　　　　　　戴震《六书音均表序》

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

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契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是少）会道，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

王念孙《广雅疏证•叙》

此外焦循、阮元、黄承吉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但是这些文字显然未对“音义相通”学说的根本原理做详实的论证，带有一种预设的因素。

　刘师培是较早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学说加以论证的学者，其《小学发微补》云：

然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观察事物以义象区而不以质体别，然字音原于字义，既为此义，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

《汉宋小学异同论》、《字义起于字音说》亦称：

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语文字易为文字，而每字之义咸起于右旁之声，故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迹皆可通用。

《汉宋小学异同论》

古无文字，先有语言，造字之次，独体先而合体后，即《说文序》所谓其后形声相益也。古人观察事物以义象区不以质体别，复援义象制名，故数物义象相同命名不同，及本言语制文字，即以名物之音为字音，故义象即同所从之声亦同。所从之声即同，在偏旁未益之前仅为一字，即假所从得声之字以为用。

《字音起于字音说》

古人观察事物重“义象”而轻“质体”，刘氏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与“义象”紧密相关，声符相同者“义象”亦必相同。命名取象，象同则名同，体现在文字上，则有“造字之始，既以声寄义，故两字所从之声同则字义亦同。”由此，“则知文字之义象均属于声，而六书谐声之字必兼有义,惟江举谐声之字以声为纲,即所从之声以穷造字最先之谊，则凡姚朱诸家所未言不难悉窥其蕴也。”

乾嘉时期，段玉裁力倡“以声求义”，王念孙则标“声近义通”、“因声求义”，但是两者有很大差别。段氏之“声”多言“声符”，而王氏之“声”则是“语词之声”。刘师培深晓于此，其“音近义通说”并未局限于基于汉字结构的“右文说”：

古代同义之字，不必右旁之声均同也，字音既近，则取义多符，……盖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

《字义起于字声说》

从以上可见，刘氏对于“音近义通”说的论证，是继承了汉儒的“声训”、宋儒的“右文说”而进行的。但是同时他又突破了“声训”、“右文说”的局限，而真正达到了以声音通训诂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刘氏又做了进一步推阐发挥，试图论证汉字的声、韵与“命名之义”之间必然的联系。

其《汉宋小学异同论》云：“况字义既起于声，并有不必举右旁为声之本字，即任举同声之字，亦可用为同义，故古韵同部之字其义不甚悬殊。”又云：“同部之字、义恒相符。”根据这一理论，刘氏对古韵同部之字进行了义类归纳。如：

之部之字义多训为出，引伸之则由下上腾之义，又为挺直之义。故同部之字，若寺为寺廷，为礼法所出之地；而峙、特、歭、持从寺得声，均涵挺直之义于其间；

支、脂类之字义多相近，均含由此施彼之义，引申之则为平陈。如施为旗貌，为开口适发之声，引申之则为施舍之义。《尔雅》云：“矢、雉、尸，陈也。……夷、弟、易也。……矢，弛也。”以上各字均在支、脂二韵之中，皆含平直二字之义。

歌、鱼类之字义多相近，均含侈陈于外之义。如多训为踵，增益之义也。齐谓之（多果），为大物盛多之义，人多为侈，故诸字、庶字、古字皆含众多之义。

候、幽、宵类之字义多相近，《尔雅•释训》篇云：“凡曲者为霤，故凡字之汗有曲义及霤音相近者，均入此三部之中。盖曲字为诘屈之形与曲义近者，如“（聘去耳）、丩、九、殷、畴、舟、丑、走、斗诸字均与曲字义近。

《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

同样，汉字声部与“命名之意”之间在刘氏那里也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即认为“古声同部之字”义多相近：

双声之字，义必相近，故二字可互训。如序者，射也，序、射双声。畜君者，好君也，畜、好双声。……粤、于也；融、长也；我也；复、返也，皆系双声。

方言之不同，大抵皆由于双声之互转耳。本系一字一物，而读之有两音，而造为二字，然两字既系双声之字则其义亦必相同，古人取双声之字互训，所以明上古之时仅为一字也。

《双声释例》

后来的学者刘勣、齐冲天等人又推衍了刘氏的理论。前者步其后尘，作有《古声同纽之字多相近说》，后者则利用双声与叠韵研究汉语音节复合词的形成，探索了有关语源的问题。

当然，刘氏的这一推阐是有论述是有缺陷的。因为汉语语音结构中，声韵的数量是具体有限的，对声、韵从字义角度的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汉语词汇与语义的丰富性。而且由韵部归纳而得的“义”与“命名之意”之间并非完全一致，某些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能理解的同源词范围，因而其音义的联系是不可靠的。尽管如此，刘氏的研究毕竟已经完全跳出了基于“字学”的“右文说”源流，上升到语言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带有自觉的语源探求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民国时期的章太炎在乾嘉时期段玉裁、王念孙等人论述基础上，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创立“语根”一说，开创了汉语语源研究的新局面。胡奇光先生《中国小学史》中认为：“在章的笔下，‘语根’与西方语言学说中‘root’（词根）相近，可指体现最初的基本意义的词素，但又不完全相等，其‘语根’还包含着‘初文’一层意思在内。‘初文’指《说文》里的独体字，表现同一个字的初期写法，这是章太炎‘语根’说的独到之处。”但是，章氏混淆“语源”与“字源” 、词义引申与事物的命名立意关系的事实却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其中以黄焯最力：

近时若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可以说语言。如羊，祥也；火，燬也。以文字论，先有羊，火；以语言论，而祥、燬实在羊、火之先。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字义之根源也。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相比之下，刘师培的语源观念虽不及章氏系统，却更彻底：

上古之民，因物立名，而命名之不同，不以质体分区分，只以形状区别，……由今观之，则上古之名词，非，具体之名词也，仅抽象之名词耳。何则？古代造字，既以字形象物形，复以字音象物音，而物之质体若何，非所计也。例如“日”字为名词，其界说甚广：有形，有光，有质，有用。而古人之制“日”字也，仅象其圆形；古人之呼日名也，仅呼日为“实”，则仅就“日”字之一体言之耳。……何得称为具体名词乎？盖古人之名物也，仅就其一端言也。当上古之时，非必以此为名词也，仅静词、动词及感叹词耳。及相称既久，而昔之所谓静词、动词、感叹词者，遂一变而为真正之名词，然所命之名，奚足该一字之界说哉？故就中国之名词观之，大抵详于外延而略于内容。非惟专名如是也，即公名亦然。如“人”字象臂胫之形，仅就人之形象言之耳，人为灵智之动物未尝言也。……惟其详于外延，故有物异而名同者，而丏词以生。……详于外延而略于内容，故此物形与他物形状相类者，概赐以相同之名。

《左庵外集 •正名隅论》

这一段文字对语源的性质、语源义与物名之间的关系、以及语源与同源词的形成，都论述的较为精当。现实中的“物名”都有其概念内容，但是其概念内容只是后人对该事物认识逐渐深化、逐渐丰富逐渐全面之后的结果。语词产生之初，“仅就一端言之”，词的语源义与词的概念内容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不以质体区分，只以状态别” 、“详于外延而略于内容”着眼点不是单个字词而是一系列语词或文字，它能够区别“语源”与“字源”，重新给“语源”的研究定位。

　基于“音近义通”说的论证与推阐，刘氏对训诂学中一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做了合理的解释：

1、事物得名之由。

在《物名溯源》一书中，刘氏认为事物“得名之由”有两个，即“以颜色相别”与“以形状区分”。《物名溯源续补》做了补充，将物名起源的原因归纳为三种，即“象物形”、“象物音”、“象物文”（指文彩）。而《尔雅虫名今释》中又将物名起源之原因归纳为“以自鸣之声得名、以形状得名、以所声之得名”凡十二例。

刘氏认为，“古人名物，多声义相兼，或物异而名同，或物同而名别”。同时，事物的多样性及事物性质的复杂性决定了“象”的丰富性，并由此形成许多特殊的语言现象。如异名同实、同名异实等。对于前者，刘氏认为有其人为原因，“盖古代之时，一物仅有一名，至一物数名或语言递转或方土称谓各殊。”据此，刘氏还曾对前误解物类的原因作了一些探讨。此外，刘氏还认为，古人名物，仅以一字括之，“其有二字、三字之名者”，则与古人音读长短、轻重缓急、发声等差异有关，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汉语中部分联绵词产生原因。

由此，刘氏指出，“凡物之异类同名者，其命名之义多相近”，“若即此以类求之，知古人正名百物之义，即寓于字音字义之中。则物质类虽繁，又何难一一核其实哉”④？

2、骈词无定字

古人作文尚骈，其中有许多难以解释的词例。刘氏认为“骈词往往义同字异”，究其原因，则是骈词无定字，其字义音同者皆可通用，不必泥于字之同异。如：

广潒、漭沆均形容大水之词，漭沆转音为莽抗，形容大野之词。又莽字转音为昧，复转为蒙，故昧、莫、涌均广大之称，敞、罔、沆、漾又为漭、沆之异文，且濛涌转音为庬鸿，又转音为沆漾，转音为旁唐，又转音则为磐礴，实则均漭沆二字之音转也。《庄子•应帝王》云：“以处圹埌之野。”《文选•洞箫赋》云：“弥王儅莽。”《汉书•司马相如传》云：“案衍，壇曼。”圹埌、儅莽于漭沆为叠韵，案衍、壇曼于漭沆为双声。明于此例，则古代文词之骈字虽因文而殊，然其音相近，其义亦必相同，不必泥于字之同异也。

《骈词无定字释例》

这里，刘氏运用“音近义通”之说，把许多联绵词系联在同一词族之中，其结论虽不完全合理，其理论和方法显然是十分正确的。

三训诂之实践

刘氏治训诂，所论多持之有故，援例较广，不尚空谈。

1、字义考释方面。前期的刘氏（1908年以前）善于以字音推求字义，且多将“命名之意”与具体词义结合起来进行考释。如刘氏对“性“字的解释：

许氏《说文》“性”字下云：“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从生。”……告子之言曰：“生之谓性。”仪征阮元《性命古训》曰：“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殷周造此字以谐声，声即意也。”考《论语·公治长》：“夫自之言性与天道。”皇疏云：“性，生也。”《白虎通》云：“性，生也。”《春秋钩命诀》云：“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韩昌黎《原性》云：“性者，与生俱来也，”盖人秉性而生，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乐记》言“民血气心知之性”。盖血气心知即性之实体。古代“性”字与“生”字同。“性”字从“生”，指心知之性言也。“性“、“生”互训，故人性具于生初。《礼记·乐记》篇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⑤

这虽然是运用声训材料来论述性命义理的问题，却加深了我们对于“性”这一词义的理解。

刘氏也同样善于运用“以形索义”等其他考释方法，如《释叀》：

《说文》“叀”下云：“专、小谨也。从幺省，（山下出头）财见也，（山下出头）亦声。古文叀，亦古文叀。”案：此乃许君漏解叀字从田之义也。盖叀字乃专心致志之义，其从田者乃从（1）之误，（1）为头会脑盖（《说文》（1）字云：“头会脑盖也），思字从之（《说文》“思”字下云：“思，容也，从心从（1）），凡思之属皆从思，凡人专心思考其精神必凝取作于脑，故人之感觉悉赖脑筋，叀字之初亦必从（1），段氏误增“田向谨形”四字，真武断不可解矣。又案： “叀”部“惠”字古文作（2）（说文训惠仁），而无专鼎有字，字亦从（1），此叀字从（1）之明证。至1变为田，而惠字、思字（惠字从1）之字亡矣。中国陋儒遂有“思从心生”之说，而脑筋感觉之灵遂无有知之者矣。

这一段文字，刘氏从“叀”字字形分析入手，不但求得其义，而且纠正了《说文》中错误的解释，还能让我们联想到“心之官则思”错误的说法。

而更多的则是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考释，如《释儒》、《释矩》、《释理》、《释谊》《释氏》等篇。

2、词汇研究方面。《汉宋训诂学释例》中，刘师培认为，“汉儒训诂最善者复有两端，一曰以今语释古语，一曰以今制况古制”。《小学发微》中又言：“大约今之俗语于古不尽无证，……今之方言大半皆本之古训，诚由此而窥古代之语言，（今方言证古）非治小学之第一法哉？”这里只是就词汇研究而言，将“以今方言证古”视为“治小学之第一法”有待商榷，但由此可以看出刘氏对前人这一研究经验的重视。刘氏曾据此作词语札记三十余条，后为章太炎《新方言》采纳。

3、名物考释方面。刘师培根据其《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总结的事物得名之由规律，对一些物名进行了考释。如《释蒲芦》对“蒲芦”一词作了以下的训释：

《尔雅·释虫》：“果蠃，蒲芦。”郭云：“即细腰蜂也。”《说文》云：“ 蠃、蒲芦，细腰土蜂也。”《方言》云：“蜂其小者谓之虫醫螉。“郭云：“小细腰蜂也，盖（虫醫）螉象声，果蠃则象形，古于形圆中细之物均称为蠃，果蠃同音，果蠃联文。蒲芦、果蠃转音也。考《释草》云：“果蠃谓之括蒌。”《说文》“苦蒌”名果（草案两瓜），是草实形圆腰细者名果蠃也。转音为蒲芦，又为胡芦。而胡芦又为今人称瓠之名，瓠亦形圆中细之物也。《尔雅•释木》云：“边要棗。”郭注云：“子细腰。”今谓之鹿芦棗，棗以细腰名鹿芦，犹虫因细腰名蒲芦也。鹿、盧二字亦系蠃字转音，盖形圆中细之物咸谓之鹿盧。又国语吴语云：“其名就蒲盧于东海之滨。蒲盧即螺，而螺亦名蠃。”《说文》“ 蠃”下云：“一曰蝓。”“蜗”字下云：“蜗，蠃也。” 蝓即蜗牛。见于郭注。蜗牛即小螺，见于《广韵》。故亦名曰蠃。今人于形圆之物，凡具横形者，俗称“圆滚盧”。而形圆中细之物作植形者，则俗称“胡盧”，或变称“忽路”。均“蒲盧”之转。又《淮南》称“细腰蜂”为盧蜂，即蒲盧之盧，亦古音犹存者也。

很明显，刘氏此处取例程瑶田《果蠃转语记》，却较程氏引例更细，由昆虫到植物、由植物到爬行动物，以音转理论阐释了古人名物时，“凡两形相似，则其音亦似，其音似，则其义亦似”的命名原理。

　刘氏曾欲撰一部《尔雅物名今释》，只成就《尔雅虫名今释》一部。其前言云：

　近儒钱氏　作《尔雅》以下四篇通释，于古人，一丘一水必求其所在，以今地证古地，以今音证古音。于近儒之书为征实，盖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非独地学然也，即物名亦然。以今物证古物，与以今地证古地，其功略同。昔宋儒罗愿陆佃于古籍所详庶物咸考其形状，证乡曲之称，其学亦邻于征实，特不明声音训诂，故物名起源言之未晰，至近儒高邮王氏作《尔雅疏证》，凡花柳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属，故诠释物类咸以得之目验者为凭，即郝氏疏《尔雅》桂氏疏《说文》咸以今物证古物，与王氏之文略同，仆幼治小学，知万物之形状均可于声音训诂求之，拟仿钱氏　“释地”以下四篇之例，作《尔雅物名今释》，惟编纂未成，先成《释虫》一篇，以为博物学之助，夫近儒之论物名也，谓一物数名，或由言语递转或由方土称谓各异，此固不易之说矣。顾一物必有一物之名，而名各有义，试即《尔雅•释虫》一篇言之。……凡万物名字歧异，借可以诸类求之，故今作《尔雅虫名今释》，先溯其得名之源，继以今名释古名，证明古物即今某物得之目验者半，本于故籍者亦半，其所不知则缺如也。

　此处刘氏不厌其烦地论述了“以今物证古物、以今地证古地”、“以今名释古名”、“以目验为凭”等词汇、方言研究方法及名物考释方法。此书正是依据这些方法对见于《尔雅》中的一些“虫名”作了考释。如对“螗蜩”一虫名的解释：

　　　案：蜩之于心不甘螗，散文则同，对文则别。《方言》：“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郭注云：今胡蝉也，似蝉而小，鸣声清亮。江南呼为螗蛦，是螗虽蜩之异名，实则为蝉类之一种，蝘者，雄蝉之称也，今此虫似蝉而小背杂青色，亦有花冠，其鸣声略带“乌友“二音，“乌”音转而为“胡“，“友”音转而为“夷”，故有胡蝉、螗蛦诸异称，俤即蛦字之转音也。

《尔雅虫名今释》　

　刘氏这里引证《方言》属于“以古语释今语”，证以虫的色泽、形状属于“目验”，而音转理论的运用则又属于“因声求义”。由此可见，《尔雅虫名今释》一书可以说是刘氏训诂理论与方法的集中体现。

除此而外，刘氏在诸子、经学研究过程中，也多发明义理，校正前人误说。如《荀子• 名学篇》一句：

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必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对于此句，杨倞注曰：“当，主也；簿，簿书。当簿谓各当其簿书不杂乱也。”郭嵩焘注曰：“簿，犹记录也，心征于耳目而后有知所闻所见，心征而知之由耳目之记录其名也。”刘师培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他纠正说：

‘簙’、‘薄’二字字形相似，古代因以相混，疑‘当簿’之‘簿’亦当作‘薄’，义与‘迫’同。此文之‘类’字系指物而言，‘天官’则指身言，言心非能直与物接也，必待身体与物相接，然后心所知，‘迫’训为近，又训为附，而‘当’字又训对，则当薄者即以己身接物之义犹言与相值，与物相迫也。下文‘五官薄之而不知’，犹大学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也’，杨郭之说均非。

《荀子补释》

刘氏的意见是正确的，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中采纳了刘氏的意见。